走近和彩票公益金有关的事业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
发布时间:2019-05-09来源:中国体彩报浏览次数:5

  


  你是否还记得:
  ———2019年1月27日,一支“一个人的篮球队”出现在WCBA全明星赛场上,5名年龄各异的队员身体里都有着同一个人的器官。这个人就是热爱篮球的湖南16岁少年,2017年4月27日,因突发脑溢血,年龄定格在了16岁。爸爸妈妈让他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他的名字叫叶沙……
  ———2018年10月15日,一条“为生命接力”的消息刷爆朋友圈:小YZ由于意外事故,需要由内蒙古人民医院转诊北京天坛医院,请自驾车主们16日上午5时至13时期间,在高速公路G6、G7进京方向,北四环外环由东向西,西四环外环由北向南,南四环外环由西向东等路段看到救护车京PH5903、京Q31A35、蒙AYV120三辆车辆的车队,有序避让。内蒙古、河北、北京三地打通了一条跨省极速的“生命通道”。一个多月后,他的年龄定格在了13岁。妈妈将他的角膜作为“光明的礼物”捐献出去。他的名字叫小宇泽……
  ———2018年7月31日,河北灵寿县一名青年为了完成父亲李双全的遗愿,在三份捐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捐献了父亲的器官和角膜;捐献了父亲的遗体;承诺身后捐献自己的器官。两天后他在第四份捐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为一位白血病患者完成捐献了造血干细胞。他就是《中国体彩报》2018年9月14日报道过的一名普通购彩者,名字叫李斌……
  人体器官捐献似乎离我们很远,我们甚至很陌生,但是这种“为生命接力”“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的故事却在我们身边发生着……
  这是一项与彩票公益金有关的事业。
  彩票公益金“对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的起步及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直得到彩票公益金的支持”
  这句话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副主任侯峰忠接受《中国体彩报》记者采访时的开场白。他介绍说:器官捐献就是当一个生命不幸离去时,根据本人和家属意愿,将功能良好的器官(心脏、肺脏、肝脏、肾脏、胰腺等),捐献给那些器官功能衰竭急需器官移植的患者,挽救他人生命,让生命得以延续。侯峰忠接着说:“这是挽救器官衰竭患者生命、服务医学发展、展现人性光辉、传递人间大爱、体现社会进步文明的高尚事业。”
  2007年,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公民享有捐献或者不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或者利诱他人捐献人体器官。”2010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接受原卫生部委托在全国启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于2012年7月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成立,2013年1月正式组建,开始在全国推进器官捐献工作,负责参与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报名登记、捐献见证、公平分配、救助激励、缅怀纪念及信息平台建设等相关工作。2015年1月起,我国实现了器官来源的根本转型,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成为惟一合法的器官来源渠道。2017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将“参与、推动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明确为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责。
  侯峰忠说:“从2010年启动试点到现在,器官捐献事业一直得到彩票公益金的支持。截至2018年年底,器官捐献项目已使用彩票公益金累计7300多万元,这些经费对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的起步及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介绍,2011年至2015年的“十二五”期间,用于人体器官捐献项目的彩票公益金累计4315万元;“十三五”期间(2016年至2020年)将达到5100万元。
  为了用好彩票公益金,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2018年5月修订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人体器官捐献项目管理办法》,并据此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的人道救助和捐献服务工作,“人道救助和捐献服务目前做的还很不够,与实际需求比还有很大差距,也希望彩票公益金能加大这方面的支持力度”,侯峰忠补充道。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每年都委托第三方对彩票公益金的使用进行绩效评价。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17年度彩票公益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披露:全年实现器官捐献5177例;完成遗体捐献案例3204例,较2016年增加近1倍。通过广泛开展宣传动员、教育培训工作,普及器官捐献知识和理念,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器官和遗体捐献的认知和认同感,2010年至2017年,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人数呈现明显的指数增长趋势,较2016年增长349.65%。
  截至2019年4月7日,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118.8万余人;实现器官捐献23059例,捐献器官65808个,6万余人的生命得到挽救。器官捐献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已成为我国引领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新风尚。
  捐献器官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
  前面提到的叶沙,李斌父亲李双全,就是全国2.3万多名器官捐献者之一,他们生前可能很平凡,但在身后却传递了人间大爱,在挽救器官衰竭患者生命的同时,“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
  王建义,小名大路,男,1992年出生,河北邯郸市大名县人,小学毕业,务农。从身份证上的照片看,小伙子帅气、阳光。他由于家庭贫困尚未成亲,与90多岁的爷爷、53岁的母亲一起生活。在家种地、照顾爷爷和母亲的空闲,他也会到邻村打“零工”挣点辛苦钱。2019年4月13日,刚过完生日不到一个星期的王建义在打“零工”时发生意外,造成重度脑颅骨损伤;4月22日,在昏迷多日后,从县医院转诊到省会医院救治;4月23日、24日,两次被判定为脑死亡。4月27日,王建义的母亲刘爱荣自愿签下了器官捐献法律文书,捐献了儿子的一个肝脏、两个肾脏和一对眼角膜,挽救了三名器官衰竭的陌生患者生命,让两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在捐献登记表上签字的那一刻,母亲的右手始终颤抖着;在ICU病房与儿子告别的那一刻,母亲一遍遍地泣声:“妈妈来看你了,大路,跟我回家吧……”
  “我们谁也接受不了这一现实,还在想着他能醒过来。”王建义的表哥刘守增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感,对记者说:“既然他已经走了,就把他有用的器官留下来给需要的人吧。”
  对于捐献器官,刘守增坦言:“刚有(捐献)想法的时候,家人都很矛盾,捐还是不捐,内心反复了几次。也知道(捐献器官)能挽救别人生命,可也怕有人误解。”他最后坚定地说:“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虽然穷,可是我们也有爱心。”
  杨海燕,女,1982年出生,河北邯郸市磁县人,大学毕业,邯郸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2017年5月突发脑疝,6月9日,年仅35岁的她留下了8个月大的女儿,不舍地告别了家人和同事。当时父亲杨新民、母亲陈爱珠对女儿单位领导说:“她说过几次,身后要捐献自己的器官救别人,这是她的遗愿。”后来,她用自己的器官换来了五个人的生命和光明。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负责同志给杨海燕家人赠送的四叶草纪念牌上刻有这样一段话:“杨海燕同志,全国红十字会系统首位器官捐献者,逝世后捐献器官,恩泽患者,造福社会,永远值得世人铭记!”邯郸市红十字会追授杨海燕“博爱天使”称号。
  2019年4月28日,记者来到磁县乐善社区杨海燕父母家。说起女儿,年过花甲的父母有几分自豪,也流露出更多的思念。
  杨新民2018年10月查出身患胃癌,目前正在进行第5次放疗,反应明显,吃不下饭,以牛奶充饥。老人很乐观。他说:“女儿虽然走了,她的一部分(器官)留给了别人,她还活在这个世上。”母亲拿出十多本荣誉证书,指着其中一本自己被授予“磁县榜样母亲”称号的证书对记者说:“这就是孩子留下的念想。”
  “有一种爱,让心跳不止;有一种爱,让生命延续。虽然我无法得知你的姓名,但我的生命是你生命的延续……”杨海燕、王建义们,还有叶沙、李双全等,他们以不凡的善举,用生命诠释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器官捐献协调员就是“生命摆渡人”
  在人体器官捐献事业中,有一种特殊的职业并不为人所周知,他们就是“生命摆渡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2012年,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全国首部关于器官捐献的地方法规《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其中规定:要选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负责人体器官捐献的知识普及、宣传咨询、信息报送,与具有捐献意愿的人员及其亲属沟通交流,参与人体器官捐献者的缅怀纪念活动。”
  2011年8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原卫生部联合印发了《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管理办法(试行)》,2013年8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印发了新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管理办法》,对推动协调员队伍建设和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
  据侯峰忠介绍,协调员是与我国器官捐献事业同步发展起来的。现在全国有2500多名协调员,他们是从各级红十字会和医疗机构工作人员中选定的,大多数都是兼职。协调员除品行端正、热心人体器官捐献事业、具有医学等相关知识外,要有高度的责任心、有相应的协调沟通能力,还必须经过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培训、认定后才能有资格从事器官捐献协调服务和见证工作。
  天津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冯艾国就是全国最早一批协调员。他说:“天津市从2010年开始开展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在全国是比较早的。我们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不断摸索、总结,逐步形成了符合天津工作实际的工作流程、规范和模式。2018年,天津市捐献器官302例,今年到4月份已经实现捐献130多例。”谈到协调员的工作时,他说:“协调员除平时宣传外,就是在适当的时机向那些已经无法挽救的患者亲属传递一个器官捐献的理念,为有意愿捐献器官的亲属做好捐献服务工作和见证工作。我们是器官捐献协调员,绝不是劝捐员,不是劝家属捐献器官。”
  对此话题,北京佑安医院医务处副处长王璐也深有同感。她今年三十多岁,2005年医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在医院ICU病房当医生,现在已经博士毕业,自2012年开始做协调员工作。“那时还没有协调员这个职业。是医院领导让我干的,就只能干下去。”王璐说,她没想到,从ICU医生兼职协调员开始,一直到现在成为一名专职协调员,一干就是七八年。
  “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非常艰辛,能从一开始坚持干到现在的人很少。因为这是一种需要有高度情怀和事业心的工作,除了有基本的职业素养,比如一定的医学专业知识、法律常识,沟通协调能力外,还要有极大的抗压能力,自我心理调节。”冯艾国说。“当你和一个生命垂危患者的亲属谈论器官捐献、挽救他人生命的话题时,你怎么开口,有几个亲属能够平静地和你交流呢?但是我们必须要去做,协调员做的是事业不是职业。我们服务了一个捐献者,就是挽救了几个人的生命。”
  王璐清晰地记得,她兼职做协调员工作初期,曾经被某医院医生给“轰”了出来,“因为那时有的医生也不接受器官捐献的理念,我也不强求他们接受。但当时确实感到很委屈,一路哭着回的家。”
  她说:“我最难过的还不是被别人拒绝的时候,而是当他们自愿说,我愿意(捐献器官)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接下来我要陪伴他们度过一次生离死别。”
  王璐讲述了下面一段往事:
  2015年,12岁的珍珍发生意外,到我们医院治疗了15天,没有丝毫清醒的可能,随后被判定脑死亡。父母说,孩子养这么大了,让她不要白来一趟,孩子特别喜欢北京,就把她留在北京吧。我震惊之余只有难过。我希望她能醒过来,只要她还有一丝希望,我们医生也要去再试试,绝不放弃。但是她已经不会再醒了,接下来的一周,她的健康的器官将一个一个地衰竭。后来,珍珍挽救了7个孩子的生命,还让两个从没有见过光的孩子看到了美丽的世界。听珍珍妈妈无意说过,孩子一直想要穿红色的裙子。手术那天,我挑了一条红裙子,捐献后帮她穿上。再后来,我送珍珍爸爸妈妈到火车站的时候,他们很感谢我,说我帮他们也帮珍珍实现了愿望。其实哪是我在帮他们,是他们在帮别人啊。
  冯艾国也提到,做器官捐献协调服务时,“当听到捐献者亲属对我们说谢谢两个字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自豪感,莫大的宽慰,多大委屈,再苦再难,值了!”

王璐说:“我见过数不清的生离死别,每一次自己都有一种全新的感受,感觉自己心灵得到了一次净化。”
  河北邯郸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主任张静,今年45岁。她原任市红十字会赈济处长,主要负责赈济救助和造血干细胞捐献管理工作,后来专责器官捐献工作,是2017年全国优秀协调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4月27日,她协调服务并见证了王建义器官捐献的全过程。她说:“器官捐献协调员就是在生死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帮助逝去的人延续生命,给亲属更多的人文关怀;给那些器官衰竭的人一个生的可能。有人形容我们就是在完成一场生命的接力赛,其实我们就是生命的摆渡人。”
  志愿者是器官捐献事业的助力者

  在器官捐献事业上,还有无数的人———他们不分男女,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在自愿、无偿地助推着该项事业的发展,他们就是器官捐献志愿者。他们用业余时间,热心地传播器官捐献的知识和理念,帮助器官捐献者亲属解决实际困难,一起缅怀纪念捐献者。栗岩奇就是其中的代表。
  栗岩奇,男,四年前从天津市和平区司法局办公室主任任上退休。他13岁入伍,18岁入党,21岁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22岁退役。他获得的荣誉很多,自己都数不过来:第十三届全运会形象大使、开幕式最后一棒火炬手,首届全国文明家庭,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天津市道德模范……
  从1986年开始,栗岩奇坚持无偿献血三十多年,仅献全血累计就超过5万毫升,相当于自己血液含量的10倍以上。他说,现在年龄大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献全血了,那就“生前献热血,身后献器官”吧。于是,他们一家三口成了天津市首个承诺身后捐献器官、捐献遗体的“志愿双捐”家庭。作为无偿献血、器官捐献志愿者,退休后的栗岩奇每天日程排得很满,他不仅身体力行宣传无偿献血、传播器官捐献理念,还参与主持器官捐献者的遗体告别仪式,帮助办理捐献者后事,给亲属莫大的人文关怀。
  冯艾国说:“栗老师一生做的好事数不胜数,他在天津志愿服务圈子里是绝对的‘名人’,没有不知道栗老师的。”
  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全国志愿服务组织发祥地———天津市和平区新兴里街朝阳里社区考察时,“总书记握着我的手问,你是经常献血?然后说无偿献血好,连说了三个好。”栗岩奇对记者回忆说,“这是我第四次受到总书记接见。”他接着说:“我没觉得自己做了什么,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如果是荣誉,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荣誉要保鲜,就要把好事做到底,不能停。”
  在谈到器官捐献时,他对记者说,现在不少人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但是“百善命最大,每个人都应该敬畏生命,救人一命,功德无量。”
  在河北邯郸,有一支500多人的器官捐献志愿者队伍。他们都志愿登记逝世后捐献器官。据张静介绍,这支队伍按专业特长分为爱心宣传、心理服务、法律服务、临终关怀、“为爱奔跑”等五支志愿者分队,他们为器官捐献事业默默地做着全时段、全方位的志愿服务。
  河北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职工吴星悦、张红梅夫妻都是邯郸器官捐献志愿者。吴星悦说,自己曾经身患重病、徘徊在死亡边缘,“现在病好了,能够工作了,感觉自己的生命还有价值,那就为他人做点有意义的事。”他严肃地说:“能够把那些徘徊在死亡边缘的人拉一把,给他们拉回来就是最有意义的事。”
  在当今社会,志愿服务蔚然成风。无数的志愿者尽可能地无偿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在“助人”“乐人”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同时,也在传递爱心、传播文明。在他们看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小事”,但这些无数个“小事”形成的“微公益”组合起来,就是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能量”。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的路还很长”
  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起步晚,器官捐献率从启动初期的百万人口年捐献率0.03到现在的4.53,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已经步入法治化、规范化管理轨道,开始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和赞赏,器官移植医疗技术也居世界领先水平。”侯峰忠介绍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和各级红十字会组织、医疗机构通过艰苦、广泛、持续的工作,社会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和认同感有了很大提升,有效提高了公众对人体器官捐献的知晓率和参与度,对建立“阳光、公正、高效”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和促进人体器官捐献事业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国际上,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遵循国际伦理原则、坚持科学公正法治、符合中国国情文化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中国模式”。
  “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人体器官移植需求不断增长与器官捐献来源匮乏之间的矛盾,虽然有所缓解,但依然存在。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任重道远。”侯峰忠说。有数据显示,现在我国器官移植供需比例约为1比30,器官捐献率在全球处于中游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器官捐献不是一个简单的你情我愿,或者医疗技术范畴的问题,涉及到思想观念、伦理、法治等社会诸多层面,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参与和支持。
  在谈到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未来工作时,侯峰忠对记者说,不断推进器官捐献事业,“我们要加大知识普及和宣传动员力度,动员更多的志愿者参与,扩大器官捐献的社会影响,倡导传递人间大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好缅怀纪念工作,给捐献者及其亲属更多的人文关怀;要加强器官捐献管理机构、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的建设,他们是践行红十字精神、履行捐献见证的核心力量。我们还要努力争取得到各级财政、地方立法和人力保障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17年度彩票公益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中看到下面一段话:
  通过彩票公益金项目工作开展,有效拓展了红十字参与社会事业的范围,弘扬了红十字会“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对建立红十字品牌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项目的实施较好地体现了彩票公益金“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
  侯峰忠最后说:“我们衷心感谢彩票公益金十年来对器官捐献事业的支持,感谢广大购彩者的倾情奉献。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的路还很长,希望彩票公益金能够支持我们一直走下去。”